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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今年去世的有影响力人物

纽约12月10日发表题为《最后的告别:盘点2021年去世的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报道,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2021年去世的诸多名人中的两位。

他们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领袖人物,多年的公职生涯给他们带来了卓著的声誉。但他们的名声却因在漫长而血腥的伊拉克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而蒙尘。

鲍威尔10月去世。他是一名开创性的军人和外交官。他在陆军中升至四星上将军衔,后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首位黑人主席。在前总统小布什执政期间,他成为美国首位黑人国务卿。

拉姆斯菲尔德于今年6月去世,他是一个传奇式人物,曾在四位美国总统的政府中供职。人们认为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现代军事人才。拉姆斯菲尔德曾任国防部长。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陷入混乱,拉姆斯菲尔德对此有一定的责任。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讲话中提供了虚假的信息,声称萨达姆秘密储存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世界上今年去世的其他政治人物包括前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美国前参议员鲍勃·多尔、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电台谈话主持人拉什·林博、美国特拉华州前州长露丝·安·明纳、丹麦前首相保罗·施吕特。

今年去世的人中还有一人,他是多年的棒球“本垒打王”。汉克·阿伦今年1月去世。他在成长的道路上承受了种族主义威胁,人们认为他是棒球运动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2021年去世的其他体育界人物包括洛杉矶道奇队经理汤米·拉索达、大学足球教练博比·鲍登、奥运会游泳运动员克拉拉·拉莫尔·沃克、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球员保罗·韦斯特法尔和埃尔金·贝勒、汽车赛车手博比·翁泽、高尔夫球手李·埃尔德、田径明星米尔卡·辛格和拳击手莱昂·斯平克斯。

在今年去世的文艺界人士中,有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她在全世界拥有数百万读者。贝弗莉·克利里今年3月去世。她根据自己年轻时在俄勒冈州的经历,塑造了深受读者喜爱的角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最古老的数学问题有了新的解

我们从一个没那么复杂的问题开始。如果有一组正整数,你能从中挑出几个数字,使它们的倒数之和恰好等于1吗?

比如,这里有 {2,3,7,12,15,18,21,29,32,36} 10个数字组成的一个数集,我们可以选择其中的2、3、12、18、36,就能得到

事实上,这类问题很有可能正是最古老的数学问题之一,它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50年左右的古埃及数学典籍《莱因德数学纸草书》,其中记录了古埃及人如何将有理数表示为单位分数之和。

单位分数就是分子是1的分数,或者也可以说是正整数的倒数,它们是当时古埃及数字系统中唯一一类分数,他们需要用单位分数来表示其他更复杂的分数,比如将3/4写作1/2和1/4的和。

有趣的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有关这类分数的问题再次引起了一些数学家的兴趣。当时,数学家埃尔德什(Paul Erds)和格雷厄姆(Ronald Graham)在探索想要设计出不满足条件的整数集有多难,也就是说,一个整数集中不能有任何子集,其倒数之和等于1。

我们稍后可以更详细地来看看这个埃尔德什-格雷厄姆问题中的各种数学细节。但先说一则好消息,在这个猜想提出约半个世纪后,牛津大学数学家Thomas Bloom证明了它。

埃尔德什和格雷厄姆提出的猜想中有一些基本的条件。首先,数集A是自然数集的子集,同时,它还涉及一个相对复杂的数学概念,也就是正密度。可以这样简单理解,无论你怎么数下去,都存在一种非零的概率,会遇到集合A中的一个数字,那么A就具有正密度。

在满足条件的这样一个数集A中,一定存在子集S,其中所有数的倒数之和等于1。

举个简单的例子,A是一个包含所有大于1的奇数的集合,它属于自然数集的子集,并满足正密度的条件,因为无论你数到10亿还是100亿,也一定会遇到奇数。然后,我们可以在A中找到有限子集S = {3,5,7,9,11,33,35,45,55,77,105} ,而所有这些数的倒数相加恰好等于1。

这理解起来并没有那么困难,但证明它显然就变成另一回事了。那就变成了一个大得多、复杂得多的问题。对不少数学家来说,似乎找不到什么显而易见的数学工具来解决它。

尽管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了很久,但Bloom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它。去年9月,在一次作业中,Bloom被要求在牛津的一个读书会中介绍讨论一篇20年前的论文。这篇研究来自数学家Ernie Croot,他解决了所谓的埃尔德什-格雷厄姆问题的着色版本。

这是一种更弱的证明。可以这么理解,在着色版本中,整数被随机地分类,指定放到不同颜色的桶中。猜想预测,无论这种分类中用到了多少个桶,至少会有一个桶包含一个倒数之和等于1的整数子集。

Croot这篇发表于2003年的论文引入了来自调和分析的强大的新方法,那是一个与微积分密切相关的数学分支。他的论文也受到了广泛赞誉。

着色版本和密度版本非常相似,但它们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却有所不同。在着色问题中,整个数集A被分成了不同的“桶”,具体的分割方法并不重要。数学家要证明的是,有一个“桶”里的数字满足条件。这正是Croot在论文里构建的证明,表明了至少会有一个“桶”里包含足够多具有低素因子的数字,用数学术语来说就是光滑数(smooth number),从而满足定理。

这可以看作证明的一条捷径,但在密度版本中,这样的捷径并不存在。当Bloom看到这篇证明后,却认为这种方法要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强,那实际上证明了密度问题的一个特例。Bloom谦虚地表示,他所做的“只是又推了一下那扇已经打开的门”。

粗略来说,先前的证明依赖于一类被称为指数和的整数。指数和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分别是优弧贡献,也就是我们可以明确计算并且很大的部分,以及劣弧贡献,也就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但能证明很小的部分。

先前证明的巧妙之处在于,Croot想到了一种思考劣弧贡献的新方法,把它变成了一类不同的问题。他没有试图计算数值,而是研究了这个集合中倍数是如何沿着数轴分布的。

在此基础上,Bloom将它进一步改进成适用于密度版本,进行了更多“局部”处理。在Bloom的新论文中,他将自己的方法解释为“Croot引入的方法的一种更强形式”。

同时,Bloom没有直接寻找倒数之和为1的答案,而是先找到了倒数相加更小的数集,然后再把它们当作“零件”,最终构建出想要的答案。这进一步帮助简化了过程。

Bloom的新证明受到了许多数学家的赞赏,但这显然不是数集与和的问题探索的终点。

数论一直在寻找数字中的隐藏结构。当数论学家遇到一种似乎无可避免的数字模式时,他们会不断测试这种模式的稳定程度,探索它的边界和极限,从而挖掘出埋藏在数字中的新信息。

在过去20年间,组合与分析数论都有了很大发展,让数学家能够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许多古老的问题。同时,在计算机的帮助下,以更严格的方式检验证明也成为可能。

传奇褪色的时代:从“αβγ”的小科学到千人作者的“超署名” 昌海一述

生于匈牙利的传奇数学家埃尔德什一生有超过500位合作者,为此人们创造了“埃尔德什”数来表示一个数学家和埃尔德什在论文合作上的距离。然而,这种颇具风格的著名典故是专属于小科学的产物。在如今的大科学时代,一篇论文动辄成百上千作者,多数作者彼此不相识,像这样的趣事也就因彻底糟践而毫无意义。

近日翻看一本闲置多年的杂书:A Random Walk in Science (《科学中的随机游走》)。此书汇集了许多关于科学的趣味、幽默乃至搞笑的文章或文章片段, 长则数页,短者三言两语。

那篇“吐槽”来自 1964 年 11 月的 Physics Today (《今日物理》) 杂志,是一封 “读者来信”,针对的是高能物理论文的作者阵容太过庞大,具体文字如下[注1]:

高能物理学家们又向我们展示了一篇作者数 (27) 比段落数 (12) 还多的论文。高能物理果真可以如此另类吗?

时隔半个多世纪重读这篇“吐槽”,作者之问——“高能物理果真可以如此另类吗?”——早已有了不言而喻的肯定答案,唯一可以勘正的,是“另类”二字已然落伍。因为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作者数比段落数还多的论文早已不是高能物理的“专利”,与其说是“另类”, 不如说已成为了“新常态” (new normal)。至于“吐槽”针对的区区 27 的作者数,在今天看来,则早已微不足道——比如在我撰文介绍过的引力波天文学领域里, 就已有过关于黑洞双星合并的作者数约 1,000 的论文 (2016 年),及关于中子星双星合并的作者数约 3,600 的论文 (2017 年) 。

作者数约 3,600 是个什么概念?本文碍于篇幅,无法进行文字再现,但有人针对一篇作者数约 3,500 的高能物理论文制作过一幅有趣的“微缩”图片 (上图)[注2],可做直观参考。

这样庞大的作者阵容恐怕是 1964 年的“吐槽”者做梦也想不到的,但它仍不是最庞大的,因为 2015 年的一篇发表在《物理评论快讯》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的高能物理论文的作者数达到了更惊人的 5,154,单纯因作者阵容的庞大就一度引起了媒体关注[注3]。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庞大的作者阵容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有历史沿革的,学界对此的反应也是有一个演进过程的。本文开篇引述的“吐槽”乃是这种反应的早期例子。之后的反应则渐渐由“吐槽”转为了思考。2001 年,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Indiana University) 的信息学教授布莱斯克罗宁 (Blaise Cronin) 将思考推向了一个系统层面, 在 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美国信息科技协会会刊》, 简称 JASIST) 上发表论文[注4],回顾了“署名”这一行为的历史,并提出了“超署名” (hyperauthorship) 这一概念,用来表示作者数超过 100 的大规模署名现象。

克罗宁提到, 从 1981 年到 1994 年,“超署名”论文的数目从 1 增加到了 182。

如今距离克罗宁的论文又过了 20 多年, 克罗宁定下的作者数 100 这一门槛已显得偏低,不过“超署名”这一概念作为大规模署名现象的唯一 “学名” 还是沿用了下来。继克罗宁的论文之后,2012 年,科学观察网站 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超署名”论文的数量有了新的爆炸式增长:1998 年为 400 多,2010 年超过了 1,000。比“超署名”门槛高一个数量级——即作者数超过 1,000——的论文的数量, 在 2010 年之前只是偶尔破零,2010 年变成 17, 2011 年更是增加到 140。比那更新, 2019 年,Nature (《自然》) 杂志也发布了一项研究,显示从 2009 到 2013 这 5 年间,作者数超过 1,000 的论文总数为 573,从 2014 到 2018 这随后的 5 年间,该数目攀升到了 1,315。

这些研究表明,“超署名”论文并非凤毛麟角,其存在也绝非偶然,而是一种持续增长着的系统性的现象。这种现象究竟缘何会出现呢?一个根本原因是所谓“大科学” (Big Science) 的兴起——即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技术上复杂而庞大的设备。而“大科学”的兴起本身也不是偶然的,比如量子力学的规律意味着探测小尺度要用大加速器,引力的微弱意味着探测引力波要用大干涉仪,地球大气层的存在意味着精密天文探测要到外太空去进行,等等。所有这些都导向了“大科学”。因此,以物理领域为例,美国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 (Steven Weinberg) 曾这样概括“大科学”的出现:“发现的逻辑迫使物理学变大” (the logic of discovery forced physics to become big)[注5]。

“大科学”的“大”是全方位的,除资金和设备外,人员规模也是史无前例的大,构成了若干极其庞大的群落。“超署名”体现的正是后者。仍以物理领域为例,据统计,目前规模最大的几个论文“超署名”群落及约略人数为:

这些群落每一个的规模都在千人以上,且大都仍在扩张 (故以上所列人数皆为 “下限”)。正是它们的存在,“保障”了作者数超过 1,000 的“超署名”论文并非凤毛麟角,也绝非偶然,而是系统性的,且会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虽然“超署名”群落的人员规模已如此庞大,但有时候,甚至那样的规模仍不足以“单干”,而需跟其他“超署名”群落合作。一旦出现那样的情形,群落的作者当然也就合并了。这种合并有可能成为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打破——甚至大幅打破——作者数的“世界纪录”。比如上文提到的作者数为 5,154 的论文便是如此,它是 ATLAS 和 CMS 合作的结果,且缔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注6]。

从“超署名”的出现缘由中不难预期,那样的“世界纪录”几乎注定会被持续打破。

与“超署名”背后的“大科学”相对应的,是之前的“小科学”。“小科学”时代的论文没有成百上千的作者,也没什么“世界纪录”可言,却并不缺乏署名方面的故事——而且是有趣得多的故事。作为对“署名”这一行为的“小科学”时代的对比回顾,我们来介绍那样一个故事,涉及的是一篇被称为“αβγ”论文的著名论文。

所谓“αβγ”论文,它的正式标题是“化学元素的起源” (The Origin of Chemical Elements),发表年份是 1948 年。那篇论文是宇宙学历史上的重要论文,被有些物理学家视为大爆炸宇宙论的奠基性论文之一,也是宇宙学往精密科学方向发展的源头之一。那篇论文的作者是俄裔美国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 (George Gamow) 和他的研究生拉尔夫阿尔菲 (Ralph Alpher)。由于“阿尔菲” (Alpher) 和 “伽莫夫” (Gamow) 的发音很接近希腊字母“α”和“γ”,因此极富幽默感的伽莫夫决定在署名上搞点花样,“擅自”将姓氏发音恰好很接近希腊字母 “β” 的德裔美国物理学家汉斯贝特 (Hans Bethe) 添到了作者行列里, 以便凑成 “αβγ”。

“αβγ”论文是伽莫夫对物理学界乃至对世界所开的无数玩笑中的一个,也是令人怀念的“小科学”时代的署名趣事。那样的趣事在“超署名”论文里是不会有的。在后者那“乌泱泱”的作者阵容里,哪怕有几个人的名字可以凑成某种有趣组合,也根本不会有人在意——同时根本也不值得在意,因为那是大样本的必然结果, 毫无趣味可言。“超署名”论文里的普通作者几乎是“民工”型的——全都没了固然不行,但少掉或换掉十个八个,甚至几十几百个都不会对论文产生实质影响。

“超署名”论文的这一作者如“民工”的特点不仅显著有别于“小科学”时代,而且引起了一些疑虑。如果说本文开篇引述的那种“吐槽”还带着幽默意味,那么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对“超署名”论文的疑虑就有一定的严肃性了。这是因为,人们对论文的署名是有些基本要求的,比如国际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简称 ICMJE) 对论文的署名作过界定, 要求在论文上署名的作者满足以下条件[注7]:

该界定并且强调,上述条件必须同时得到满足。美国国家科学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简称 NAS) 对院刊论文的署名也有虽没那么细致但主旨类似的界定,要求“署名应限于对研究工作有过显著贡献的人”。这样的基本要求在“小科学”时代是很容易做到,而且不难核实的。事实上,就连在“αβγ”论文那样为幽默而拿署名开了玩笑的个例中,被“擅自”添到作者行列里的贝塔也是在认真审阅了论文内容之后才正式同意署名的, 而且据伽莫夫说, 贝塔还参与了后续讨论, 从而基本上仍满足上述所有条件。但在“超署名”论文里,作者数甚至比论文里的单词数 (或中文的字数) 还多,且大比例是 “民工” 型的, 想让每位作者都满足上述条件就几乎不可能了。

“超署名”的另一个特点是,由于作者阵容过于庞大, 哪怕在论文成稿的短时间内, 有时就会有一定数目的作者去世,从而以往通常只在出版周期较长的图书或丛书的作者或编委名单中才会出现的“打框”的名字——即已故者的名字,在 “超署名” 论文中也并不罕见了。比如在 2012 年宣布发现希格斯粒子 (Higgs boson) 的作者数约 3,000 的 “超署名” 论文中, 就出现了 21 位已故者[注8]。

“超署名”论文出现至今虽还不到半个世纪, 跟科学论文本身的历史相比还很短暂,但在物理、 天文、 生物、 医学等领域都已成为显著现象,若干其他领域也有跟进之势。助长这种显著性的,是“超署名”论文因作者众多,被引用——尤其 “自引”——的可能性大大高于普通论文, 从而在素来倚重引用数的各种论文排序中往往名列前茅。在这股潮流里,一片难得的“净土”是数学——因为数学对经费的需求, 对设备的依赖都小得多, 从而起码到目前为止并无步 “大科学”后尘之迹象[注9]。

在结束本文前,我们就拿数学这片“净土”里的一件趣事来最后反衬一下 “超署名” 吧。

数学爱好者们也许知道一位名叫保罗埃尔德什 (Paul Erdős) 的数学家,他是以高产,及合作者众多著称的数学家,一生发表过 1,500 多篇论文,跟超过 500 位数学家合发过论文,是“小科学”时代的一个传奇。为纪念埃尔德什,也为了凸显埃尔德什合作者众多这一特点,数学家们创造了一个概念:埃尔德什数 (Erdős number),用来表示一位数学家跟埃尔德什在论文合作上的“距离”。具体来说,埃尔德什本人的埃尔德什数是 0,跟埃尔德什合发过论文的数学家的埃尔德什数是 1,没跟埃尔德什合发过论文,但跟某位埃尔德什数为 1 的数学家合发过论文的数学家的埃尔德什数是 2, 依此类推。但在“超署名”论文里,任何一位“民工”型作者的 “合作者” (其中多数根本就互不认识) 的数目都远远超过了埃尔德什在传奇一生中的合作者总数,类似创造“埃尔德什数”这样的趣事也就因彻底糟践而变得毫无意义了。

从“αβγ”到“超署名”,是一个特定层面传奇褪色的过程。这种褪色对亲身经历过 “小科学”时代的人是会有些不适应的。比如“αβγ”中的“β” (贝塔) 眼里的“小科学”时代是这样的:所有的发现都是用不太大也不太贵的设备作出的;所有国家的物理学家都彼此相识;哥本哈根和哥廷根的生活如田园般悠闲,却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而“大科学”时代给他的印象则是:有了巨大的加速器,每个都要一大群科学家;论文多到了紧跟一个小领域都不再可能;每年很多次地跨越大洲大洋参加连朋友都找不着的巨无霸会议,基础性发现的步伐却反而变慢了……

“怎么一切都变了啊!”贝特如是感慨。我读贝特的感慨本身也很感慨,因为他的感慨发表于 1958 年,所提到的“巨大的加速器”,“一大群科学家”,“巨无霸会议” 等等跟今天的“大科学”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啊!

5. 既是 “发现的逻辑” 所 “迫使”, 便是必由之路, 因此请勿将本文看成是对 “大科学” 的批评。而且 “大科学” 自有其激动人心之处, 这我在很多其他文字里详细写过。本文只是单纯闲话 “署名” 这一环节——尤其是 “超署名” 的特点 (虽 “碰巧” 不是优点)。

6.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 ATLAS 和 CMS 的人数之和明显超过 5,154, 这个简单问题就留作思考吧。:-)

7. 本文的素材多来自物理领域, 对署名条件的界定照说也该以物理领域为例, 但试找了几份物理刊物, 却皆未见到明确界定, 故只得以其他领域为例了。好在那些条件 (表述上略有精简) 跟学科基本无关, 且多为常识 (物理刊物之未作明确界定, 大约也是视其为常识之故吧), 当不失代表性。

9. 熟悉我的读者也许知道, 在我的多数文字里, 谈到科学时, 对数学与科学是不强作分割的。我在 “尺规作图三大问题的早期历史” 一文的 [注1] 中, 曾就这一点做过简短说明, 可参阅。

原标题:《传奇褪色的时代:从“αβγ”的小科学到千人作者的“超署名” 昌海一述》

打破定式讲好科学家故事

科学家,作为社会上的知识精英,在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对社会生活的合理化两方面都起到创造性的先导作用。而其科学探索的事迹,也是向公众进行科普的最理想内容之一。如何才能使科普中对科学事迹的讲述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故事,则是在科学普及工作中需要突出关注的问题。与讲好科学家故事相关,由科学史家、科普作家等人写作的科学家传记,是最直接相关的材料来源和传播内容。

在一般情况下,科学家传记通常采用“生平加学问”的形式,回顾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过程以及人生发展轨迹。在科学史研究中,传记是针对关键人物研究的常见方法,是专门研究的一类代表性成果,也是最容易为公众所接受和阅读的科学史类型。公众在阅读传记的过程中可以洞悉科学家内心世界,体会感受支撑伟大科学成就的强大科学精神。

然而目前国内社会公众对科学家传记的接受和阅读情况却并不是很理想。一些国外畅销传记引进国内后反响一般,国产传记虽偶有佳作,但整体在写作上又存在诸多问题,难以被广大读者认可。2017年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大会上就曾专门指出,我国科学史写作做得非常不成功,缺乏专业性,而面向公众的传记文学增加了杜撰的情节,这种错误的写法要不得。

其实,在关注讲好科学家事迹问题上,需要注意的问题有许多,也都与科学家传记密切相关。这里仅选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简要讨论。

一是打破科学家传记“圣人”刻画模式,还原更为真实的科学家形象,实现读者共情传递。

科学家作为与公众有一定距离的特殊群体,其整体形象往往存在刻板印象,这与科学家传记的写作类型与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艾芙·居里的《居里夫人传》一书以好莱坞式的刻画模式,将其母亲居里夫人塑造成“完美女科学家”形象就是典型。但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在早期科学家传记中塑造的“高、大、上”的刻板形象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然而,随着科学史研究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逐步建立,我国公众对科学家的印象逐步显示出祛魅的趋势。有研究表明,对于科学家形象的构建已经从宏大叙事、精神构建和观念先行往日常生活、价值认同和个性挖掘方向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打破刻板印象、让科学家走近公众是当下媒体热议的话题。相应地,科学家传记也需打破传统“圣人”刻画模式,让读者在对科学家真实的细节描写中,意识到科学家也是活生生的人,体会到科学家对待事业理想的执着态度,品味科学家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导向,与传记主人公共情共鸣。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公众所愿接受的效果。

国外学者汉金斯曾对科学家传记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涉及科学本身;二是必须尽可能地把传记主人公生活的不同方面综合成单一的一幅有条理的画面;三是要有可读性。在科学史研究中,撰写传记的困难往往和这三个要求密切相关且彼此交织。当面向公众,科学家传记科学性与可读性之间的平衡问题则更加突出。由于科学的职业化发展、精细化分科以及科研工作的前沿性,他们的工作往往超出了公众认知范围。这对于没有接受过专业科学训练的广大读者来说,高深难懂的科学概念必然成为其阅读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要想解决这一矛盾,就要通过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向读者传递科学概念。因此,科学家传记作家在具备足够科学素养以及强大的叙事能力和语言驾驭能力的同时,需进一步接受专业的科普写作训练,掌握向公众进行科学传播的专业技巧,以提高科学家传记的可读性。例如保罗·霍夫曼撰写的《数学情种:埃尔德什传》,介绍了匈牙利数学家保罗·埃尔德什的传奇一生。作为一部数学家传记,该书不可避免涉及到诸多数学定理,然而作者以浅显的方式向读者叙述了许多数学问题,使非专业读者轻松了解保罗·埃尔德什的学术成就以及数论贯穿300年的发展历程。此外,多角度生活题材的选取可进一步增强科学家传记作品的真实感和丰富性,让读者更具体地感知科学家在生活中的人性。例如沃尔特·艾萨克森撰写的《爱因斯坦传》不但详细描写了爱因斯坦的学术生涯,也向读者深入地展现了爱因斯坦的个人生活、文化修养以及政治转变的心路历程,使读者沉浸在对爱因斯坦全方位的探索中,充分利用多维叙事的方式实现了科学性与可读性之间的平衡。

要想让读者喜闻乐见,与专业科学史家们撰写的研究性著作不同,在科普领域中的作家除了要理解传记主人公科学工作的内容,还需要会讲故事,让科学家事迹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科学家传记的撰写是一个融合多领域综合能力的工作。当下这个工作通常是由科学史学家、科普作家或科学家来承担。对标优秀的传记作品对作者综合能力的极高要求,科学史学家往往需要加强向公众进行知识普及和科学传播的理论学习和技巧掌握;科普作家则需要加强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构建以及科学史理论的训练;科学家如果亲自从事传记的写作,则在以上两方面都需要补足。与此同时,与科学家相关的职业伦理责任和人文社会关怀也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为了将这样的人文立场向公众有效传递,科学家传记作家必须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在构建科学家形象的过程中,更好地感受和理解科学家所秉持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向公众做好传播工作。

(赵勣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编审,刘兵系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