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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一生爱中国》:生命史·学术史·民族史

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的一生,就像一条金线,串起了过去一百多年纷繁复杂的历史记忆:国际运动、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人类学研究、乡村改造、兴办教育……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获得者,107岁的国际友人,携带着跨文化的基因,把她的激情和热血,奉献给了中国的伟大事业。

谭楷先生的《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用平和而生动的文字,首次全面地为我们讲述了伊莎白女士不平凡的一生。这位仍然健在的百岁老人,1915年出生于中国成都的华西坝。她的父母参与创建了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等学校。在成都长大的伊莎白,自小就对中国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伊莎白在加拿大接受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后,回到四川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二战爆发后,伊莎白和未婚夫——国际战士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回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并结婚。战争结束后,伊莎白和丈夫毅然选择返回战火纷飞的中国,在中国解放区做调查,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成为新中国外语教学的拓荒者。而且,伊莎白还为促进中外友谊做出贡献,撰写了多部中国乡村调查的学术专著,在世界传播中国故事。

近年来,伊莎白的感人事迹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钦佩她的才华与学识,叹服于她与百年中国休戚与共的命运,更赞美她与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2019年9月29日,伊莎白获得由习主席亲手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这样一位为中国做出无私奉献、在中国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国际友人的故事,值得深入挖掘。作家谭楷花费3年时间,通过访谈、查阅资料、实地考察,还原了伊莎白老人纵贯一个多世纪、横跨三个大洲的百年人生旅程。

伊莎白的人生之旅始于成都的华西坝。和自己的写作对象是“老乡”,谭楷先生因此对伊莎白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华西坝堪称现代成都的文化发源地之一,自1910年美国和英国教会创办华西协合大学开始,此地就是辐射全市乃至西南的文化教育高地,承继于东渐之西学创办的现代医学机构,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这片历史丰富也掺有个人生命体验的土地,谭楷叙述了本土自然而自在的动人风景和民俗,勾勒了因中外汇聚而衍生的地方脉络。在此背景下,刻画出深入伊莎白骨血中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情感。可以说,文野兼具、中西杂糅的华西坝,孕育出乐观活泼而“不走寻常路”的伊莎白。

伊莎白从中国西南走来,走“回”了她的祖籍地加拿大,走向英国,又重返中国,来到华北……谭楷先生把她生命的各阶段放在具体的空间里展开:在四川汉源、理县地区开启人类学调查,在重庆璧山兴隆场研究乡村,在欧洲的战火中与志同道合的柯鲁克结为人生伴侣,在十里店参与中国革命,在南海山教书,在北京培养外语人才,回到成都故地重游……透过伊莎白的经历,可以看到世界现代史的曲折历程,看到中国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发展历程。谭楷恰到好处地把时代背景、历史人物和伊莎白的经历、思想关联起来,既展开恢宏壮阔的历史背景,又凸显了人物所做的切合时代的抉择。

伊莎白除了是一名杰出的战士和教育家,还是一名人类学家。后者尤其令中国学术界感到欣喜。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儿童心理学学位之后,她选修了社会人类学,其后重返四川进行田野考察。

在20世纪中期,西方的人类学学界在对澳大利亚、非洲、美洲等本土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成熟的田野调查技术和科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随着西方世界的扩张,西方人类学者也对中国的文明社会产生了研究兴趣。中国文化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既是人类学传统视野中的“异文化”,又是超越传统研究的“复杂文化”,因此,奠定了现代人类学学科基础的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学生弗思都对中国表现出极大兴趣。前者对中国学者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给予极大肯定,认为这是一部标志着人类学研究“转向”的作品。后者担任了伊莎白的博士生导师,鼓励她出版研究中国的人类学专著。

成都的华西坝是20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镇。谭楷铺叙了促成伊莎白投身人类学研究的中外学术背景。其一,1922年成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直接影响了伊莎白早期的学术选择。学会聚集了体质人类学家莫尔思、医学人类学家胡祖遗、华西协合大学首任博物馆馆长戴谦和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接替戴谦和担任博物馆馆长、主持了三星堆挖掘工作的葛。伊莎白的父母也是学会成员。在抗战中,北方学人南下,学会吸纳了大量中国学者,进一步壮大了力量。在这种学术氛围下,伊莎白深入到藏、羌、彝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获取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手资料。在汉族学者对西南山地民族普遍缺乏了解的时代,伊莎白的调查实属难得。其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四川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工作,促使伊莎白走向西南农村,最终凝结为场镇研究的成果。近代以来,“乡村”是中国的重大议题。从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到20世纪后半期的农村综合改革,乃至21世纪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村、农业、农民牵引着全社会的关注。机缘巧合,伊莎白与乡村平民教育的开创者晏阳初有过一席之谈,又去到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重庆,其后往返数次,在兴隆场开展了社会组织建设和乡村研究。她和中国学者俞锡玑合作完成的《兴隆乡:华西红色盆地中的田野调查》,经弗思推荐,列入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主编的丛书序列。2013年,中文版的《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由中华书局出版。退休后的伊莎白重拾人类学研究,和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柯临清合作,糅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视角,重新写就一部《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此外,伊莎白和丈夫柯鲁克共同撰写的《十里店》的中英文版本也分别于1979年和1982年出版。

总的来看,伊莎白的西南民族调查、乡村研究,是20世纪中国人类学本土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她虽然在盛年时期没有成为职业的人类学家,但她前后贯穿80年的研究和写作,值得放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史上去重新评述。

谭楷撰写的伊莎白传记,糅合了中国革命、学术、教育的时代线索,讲述了伊莎白动人的人生故事,令人信服地传达出这位从容、谦逊的革命者、学者和教育家闪光的品格。在“后记”里,谭楷写道:“寻觅百岁老人的足迹,是在重读中国近现代史。”他的书写,也从一个个人的生命史,透视了中国的学术史和波澜起伏的民族历史。

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

12年前那场肆虐中国、震动世界的非典疫情,让我们顿然意识到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体制并没有使瘟疫的威胁远离现代社会。这一事件开始促使人们更多去关注疾病和医疗的历史,反省现代的卫生保健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医疗史研究开始兴盛,而“生命史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正是对中国医疗史研究意义与前景的最好诠释。

在我国,虽然现代意义的医疗史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不过史学界对它的关注则肇端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台湾史学界。差不多10年后,大陆史学界也开始有学者介入其中。新世纪以来,医疗史研究逐渐兴起。其兴起的背景,除了医疗卫生问题不断凸显等现实因素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史学界学术潮流的转变。这里面既有国际学术思潮的影响,同时也源于史学界对以往研究的不满和反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史学界都提出了“还历史以血肉”或“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这样的诉求,进而发出了“‘人’到底在哪里”的追问。从这些诉求和追问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强烈的关注生命的意味。由此可见,中国医疗史研究从兴起伊始,就有比较明显的关注生命的意蕴。

由于疾病与医疗问题直指生命,所以通过医疗史研究来关注生命显然是十分自然的。不过问题在于,疾病、医疗并不等于生命,提出关注生命也未见得真的就具有了生命意识,就能够在其医疗史的论述中找到鲜活的生命。提出关注生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还是如何关注才能让史学大厦入住生命。以往我们所作的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果真是在关注生命吗?不得不承认,许多研究真正关注的实际还是社会而已。显然,关注生命仅有意愿仍远远不够,还需要更新学术理念,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相当多研究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新瓶装旧酒”的情况还相当普遍。要真正关注生命,需要引入“生命史学”。

10年前,台湾的医疗史学者李建民曾出版《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一书。作者在自序中称,“《生命史学》旨在建构一个完整的古典医学研究体系”,从自序及其内容可以看出,作者所谓的“生命史学”是指研究生命的史学,其实就是指医疗史。这样的用法当然没有问题,不过笔者于此提出的“生命史学”,不仅将其视作一个研究领域,同时更是指一种意识和研究理念。“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是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对于“生命史学”,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加以阐发:一、历史是由生命书写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探究历史时关注生命、引入生命意识是理所当然的。二、生命是丰富多彩的、能动的。这就是说,历史固然有结构、有趋向,但历史的演变不是所谓的结构可以全然决定的。鲜活而能动的生命不仅让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和多样性,也让书写丰富、复杂而生动的历史成为可能并且变得必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文化的意义与影响,更多引入新文化史等新兴史学思潮的理念和方法。三、健康是生命的追求和保障。这表明,虽然生命史学探究的范畴并不仅仅局限于医疗史,但直接关注健康并聚焦于健康的医疗史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核心内容。

就此看来,当今中国的医疗史研究尽管往往以关注生命为标识,甚或自视为生命史学,不过仍有许多研究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举起生命史学的大旗,在生命史学的视野下开展中国医疗史研究,那么,其意义就不仅仅在于弥补以往的历史研究忽略疾病、医疗这一人类生活中重要内容的缺憾;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作为一项新兴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新观念,强化生命意识,通过引入和实践一些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如新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等),从方法论上推动史学发展。不仅如此,它还将有利于从医学人文角度更好地展现疾病和医疗的社会文化维度,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疾病与医疗问题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

当下的中国医疗史研究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自身的医疗健康问题必将更为关注和重视,也自会对这些问题作出更多的叙说和思考。这种重视,必然会促动人们更多地从现实乃至历史角度去思考疾病、医疗的本质,并省思当今通行医疗模式和认知困境。如果我们能自觉地在生命史学的关照下展开中国医疗史研究,它的价值和意义终将会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同,成为中国主流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